全球教育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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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王清思(Jessica,Ching Sze Wang)曾在《杜威在中国》一书当中设专章,分别讨论了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对杜威的影响。基南(Barry Keenan)在1977年出版的《中国的杜威实验》的第一部分,标题为“美国的孔子”(Yankee Confucius)。这个部分介绍了杜威的中国之行以及杜威在中国的演讲。该书的第二部分分三章介绍了杜威对当日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1)吴俊升,素有“中国杜威”之称,他是巴黎大学博士,博士论文题为《杜威教育学说》(La doctrine pédagogique de John Dewey),目前可见到1958年于巴黎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Vrin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吴俊升曾与夏威夷大学的克洛普顿(Robert W.Clopton)合作,把杜威在华期间的演讲回译为英文,并分三册出版。其中,第一册为:Clopton,R.W.&Tsuin Chen Ou(1973).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Honolulu,HI: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第二册为:Clopton,R.W.&Tsuin Chen Ou(1984).John Dewey,types of thinking.New York,NY:Philosophical Library.第三册为:Clopton,R.W.&Tsuin Chen Ou(1985).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Yangmingshan,Taiwan: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1)有趣的是,贺恩最有名的作品,是从一个观念论者的角度出发,对杜威的《民主与教育》逐章做解读。这就是贺恩在1932年出版的《教育的民主哲学》(The Democratic 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一书。该书收录了贺恩和杜威就此事所作的通信,表明杜威是支持这项工作的。

(1)20世纪初,在实验教育学的影响下,教育哲学曾出现过存续的危机。当日的人们热情欢迎科学的教育学,主张放弃哲学思辨(读者可以联想今日中国的这股“实证范式的教育研究”的热潮)。林砺儒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当自然科学家轻视哲学或谩骂哲学之时,他们就以为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自然科学家在实际上如果没有思维便寸步难行,而思维则必须有逻辑上的诸范畴。从哪里去找这些范畴呢?于是他们向那班所谓有教养的人们去借用那时髦的流行的理论,而这班人的头脑里往往只充满了久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或取自大学必修的哲学课程中的渣滓,或是无批判地乱杂无章地读了些十色五光的哲学著作,而从中剽窃了一点,其结果,他们便成为哲学的俘虏。那些特别激烈地谩骂哲学的人们,反而作为了最劣的最流俗的哲学的残余的俘虏。”林砺儒和范寿康一样信奉康德及康德派的那托尔普的教育哲学,因此他对于教育哲学也有类似的主张。他在自己的《教育哲学》(1946)中说:“教育哲学……不是凭教育学者志愿要这样、那样。”这就是说,教育哲学并非给人提供答案的学问,而是帮人寻找答案的学问。杜威的教育哲学,恰恰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答案。因此,范寿康认为“美国的教育哲学(以杜威为代表)实在等于德国的教育学”。

(1)杜威写到:“如果不考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学校不知所终或没有目的。如果我们把学校视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我们就缺少最终的指导性的伦理原则,因为我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这段话等于说教育有目的,且是有社会取向的目的。这个表达与“教育无目的论”在字面上存在冲突:一方面杜威说教育活动有内在价值,学习不是为了某种外部的目的,比如争取老师的表扬;另一方面杜威又说学校本身无目的,教育目的的确定必须参照社会理想。在我看来,这种冲突只是字面上的,其实质并无不妥:杜威拒绝一切与行动者无关的目的设计、拒绝一切终极的、固定的目的设计;杜威相信教育活动可以实现某种目的,且这种目的是行动者本人所采纳的,会推动行动者继续行动下去。总之,杜威的教育目的观,并不是一句“教育无目的”所能概括的。

(1)列宁在《怎么办》当中援引了一段恩格斯的话,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伟大斗争不仅仅有政治的形式和经济的形式,还包含理论的形式。列宁在这部书当中,区分了“宣传员”和“鼓动员”。前者会给工人提供“一般读物”,后者只给工人提供“工人读物”。列宁的意见是,报章要对社会做全面揭露,而不要只是提供单向舆论的政治鼓动。林砺儒此处对于教育的革命性的讨论,是把教育定于革命中的“宣传员”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