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教育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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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克斯特对童年考古学(Archaeology of childhood)和儿童考古学(Archaeology of children)进行了区分。巴克斯特认为,童年考古学研究的是“过去不同文化群体是如何定义‘儿童’类别的。这类研究试图发现某一特定文化群体对身份类别和生命阶段的独特定义,创造或限制‘儿童’类别的生物标记、社会标记,适合于每一生命阶段的角色类型、行为和活动以及特定物品、服装配饰是如何表现出生命阶段的划分”。儿童考古学探究的是儿童作为过去文化的行动者方面的问题。“这种类型的研究试图了解儿童当时经历的生活,儿童独有的文化知识类型,儿童在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作出的特殊贡献以及儿童是如何积极地参与自身身份、角色和价值的协商过程。” 但是,在其他文章和著作中,巴克斯特并没有对“儿童考古学”和“童年考古学”加以刻意地区分。普遍来说,其他学者也没有区别这两个术语。因而,本文虽统一使用“童年考古学”,但是认为“儿童考古学”和“童年考古学”没有本质差异。

(2)以周浩然的《磨沟墓地未成年人埋葬研究》为例。未成年人埋葬研究是一项与儿童有关的考古探索,它聚焦于埋葬方式、社会发展情况,却没有对埋葬方式反映的过去儿童的生活情形、社会地位、身体状况等进行分析。详见:周浩然.磨沟墓地未成年人埋葬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1。

(3)关于国内学者对多学科童年研究的研究可主要参见:张盈堃.儿童 /童年研究的理论与实务[M].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张盈堃.研究儿童 /儿童研究:从理论到实务的田野工作[M].屏东:屏东教育大学,2000;黄进.童年研究:一场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5):7-12;王艳.多学科的童年研究及其转向[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7,等等。

(4)考古学的女性研究取向分为女权主义考古学(Feminist Archaeology)和性别考古学(Gender Archaeology)。两者都是由20世纪70—80年代的妇女运动发展而来,都强调妇女的主导作用、呼吁关注性别的重要性、主张性别在任何社会都是基本要素。二者的差异在于,前者强调女权主义的思想应参与建设学科结构,考古学家要成为女权主义考古学家。后者认为,同关注男性一样,考古学也要关注女性的活动。详见:[英] 伦福儒,巴恩.考古学:关键概念[M].陈胜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18,130.

(5)20世纪90年代,女性研究发展成为考古学的主流。标志性的事件包括,德国女考古学家成立了女考古学家学会(Netzwerk der Archaeologishe Arbeitende Frauen);密歇根大学开设了女性研究方面的考古学课程;挪威出版了第一本专门研究性别考古学的学术刊物——《考古学中的女性》(Kvinner in Archaeologi)。详见:[英] 伦福儒,巴恩.考古学:关键概念[M].陈胜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31-132.

(6)《他们都是男人吗》(Were they all man?)是1987年出版的一本聚焦女性研究的考古学论文集。

(7)考古学家们召开了系列童年方面的会议,以促进童年考古学的建设与发展。比较有影响力的会议包括:1993年,考古学理论委员会(TAG:Theoretical Archaeology Group)召开与性别和童年有关的会议。次年,布莱斯 E.罗弗兰德(Blythe E Roveland)和马丁·沃布斯特(Martin Wobst)为美国考古学学会(Societ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组织了一场名为“史前史中的儿童和儿童的史前史”(Prehistory's Children and Children's Prehistories)的会议。1996年,理论考古协会(Theoretical Archaeology Group)在乔安娜·索菲尔·杰列夫斯基(Joanna Sofaer Derevenski)的主持下,在利物浦召开了与儿童相关的会议——“在过去的儿童”(Children in the Past)。1997年,帕特里夏·史密斯(Patricia Smith)和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为加拿大考古协会(Canadian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组织会议——“童年的痕迹:儿童考古学研究”(Traces of Childhood:Studi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Children)。另外,一些考古学家也发表了有影响力的学术作品。早期作品包括1994年杰列夫斯基在《剑桥考古评论》(Archaeological Review from Cambridge)上发表的社论《对儿童和童年的看法》(Perspectives on Children and Childhood)。1997年,珍妮·摩尔(Jenny Moore)和埃莉诺·斯科特(Eleanor Scott)的合著——《看不见的人和进程:把性别和童年写入欧洲考古学》(Invisible People and Processes:Writing Gender and Childhood into European Archaeology)。同年,罗弗兰德在《人类学通讯》(Anthropology Newsletter)上发表文章《儿童考古学》(Archaeology of Children)等。2000年以后的代表作品,包括杰列夫斯基的《儿童和物质文化》(Children and Material Culture)、巴克斯特的《童年考古学:儿童、性别和物质文化》(The Archaeology of Childhood:Children,Gender,and Material Culture)和《行动中的儿童:童年考古学的观点》(Children in Action:Perspective on the Archaeology of Childhood)以及特拉奇·阿尔登(Traci Ardren)和司格特·哈特森(Scott Hutson)的《古代中美洲的童年社会经历》(The Social Experience of Childhood in Ancient Mesoamerica)等。

(8)后过程考古学,也被译作后进程考古学,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霍德(Ian Hodder)等人推动形成的考古学思潮。

(9)考古学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曾经被划归为历史学或人类学。陈淳认为,考古学在中国一直被看作是历史学的分支。(详见:陈淳.考古学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4。)而在美国,考古学是广义的人类学的分支。(详见:[美] 阿什莫尔,沙雷尔.考古学导论[M].沈梦蝶,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14-20。)虽然考古学曾经被作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时至今日,考古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存在已是被学界所接受的事实”。(详见:王小庆.考古学方法论与考古学[N].中国文物报,2001-12-28(7)。)从学科发展的渊源来看,考古学和历史学、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联。

(10)本文将解释人类学划分为象征人类学的一部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们既可以将解释人类学看做象征人类学的某种特别的分支,又可以将其看做象征人类学的发展的极端。”详见:朱炳祥.社会人类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79。

(11)“新的老历史”是20世纪晚期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包括环境史、新文化史和社会性别史等历史分支学科,是在“新史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详见:于沛、郭小凌、徐浩,西方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309-346。

(12)一般将公元900—1650年安大略省南部的晚期林地阶段(the Late Woodland period)分为安大略伊诺魁早期阶段(公元900—1280)、安大略伊诺魁中期(公元1280—1400)以及安大略伊诺魁晚期(公元1400—1650)。

(13)关于杜德克进行的“与儿童一起设计空间”的实践和意大利城市法诺进行的“儿童镇”项目可参见:黄进.儿童的空间和空间中的儿童——多学科的研究及启示[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6(3):21-26。